最近，《比较》编辑部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热点问题，与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林进行了深度交流和讨论，经其本人同意，现将相关话题的交流内容整理后分享给大家。文中所有观点仅代表其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研究和批判。

 问题一：最近欧美都在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导致的出口倾销，并采取了加征关税的贸易限制措施，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化解这种“产能过剩”争议？

 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困难复杂的话题，各方面对此肯定会有不同看法和立场，我也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以我的了解，其实欧美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我记得早在七八年前美国就提出过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认为中国钢铁等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干预，难以通过市场出清实现供需基本平衡，存在依靠政府补贴延续企业生存，并迫使对外倾销产品的问题。但是，当时中美两国之间关系还算正常，还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正常的工作讨论，而且中国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引导一些过剩产能通过海外布局进行部分消化，且中国产品的出口并没有对欧美企业构成实质性损害，所以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实质性的贸易纠纷。实际上经过若干年的调整，中国市场也在通过兼并重组甚至破产，逐步实现了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出清。

 这次在新能源领域美国和欧洲老调重弹，地缘政治背景有很大不同，相关方国内的政治议程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新能源领域，比如风光发电设备、动力和储能电池、新能源汽车等，中国不仅有足够的产能，而且在新产品研发、产品品质、产品价格、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对欧美等相关产业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中欧美本来应该围绕气候变化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度合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但如此高尚的目标和任务，都不能阻止欧美对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采取行动，说明欧美从产业界、政府、议会甚至民间，都可能存在某种政治力量，希望采取限制性贸易措施有效应对中国的所谓新能源产能过剩，以及他们认为的基于产能过剩的出口冲击，尽管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产能和技术。他们在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时，简单武断地把原因描述为支撑中国产能过剩的政府补贴导致的市场不公平竞争。对最近采取加税措施的美国、欧洲、土耳其等国来说，他们确实需要从国际贸易规则中找到合适的借口，从而不降低其自身贸易保护行为的道德底线。

 作为新能源赛道上的投资人，我们持续关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我们十分清楚，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产能和技术积累，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双重需求牵引而形成的，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双碳”目标后，国内加大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和传统产业减碳的步伐，风光发电设备、电动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国内风光发电装机容量、电动汽车销售等都快速增长，名列全球第一。在因果关系上并不存在新能源产业先有过剩产能再有被迫扩大出口的过程，而是在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产能，其中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促进了新能源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成本的迅速下降，对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欧美和中东等国家推进绿色低碳能源转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至于新能源行业是否真正产能过剩，是一个需要从专业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认真回答的问题。考虑到市场上国内不同厂商之间竞争激烈度的演变、价格和利润的波动幅度和历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确存在过剩产能，这也是业内企业共同的看法。以光伏产业硅料价格为例，我们两年前在投资青海丽豪半导体时，硅料价格每吨高达30万元，我们在分析时，预计价格会很快下降到每吨7万元左右，但实际情况是下降到每吨4万元，从而使这个领域的很多企业陷入了亏损，这毫无疑问是产能过剩的结果，效率低、成本高的企业不得不关门停产。即便是光伏领域的头部企业，在降价的同时，也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库存，不少企业因此陷入亏损的困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超过一定程度，无疑会加剧市场竞争，导致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也会加快市场出清，这是当前新能源产业领域正在发生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新能源产业过去十几年快速的技术进步、成本下降和竞争力提升，无论从动力电池安全性能、能量密度、续航里程，还是光伏发电组件的电能转换效率和发电度电成本等，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领先优势，我认为这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具有竞争力的根本。

 最近媒体报道的美国First Solar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市场估值已经超出了中国光伏领域市值第一的阳光电源的估值。据说原因是这家公司开发了钙钛矿光伏电池技术，但就该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看，它生产的光伏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大概在25%左右。这个技术指标并不比国内同行水平高，因为我知道国内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爱旭股份等的主流量产产品都达到了这个水平。爱旭股份的ABC技术已经可以使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7%左右，并已具备量产的能力，隆基绿能的钙钛矿和晶硅技术结合的产品，转换效率也超过了27%。当然，也有人说First Solar之所以取得很好的业绩，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补贴政策。

 在全球新能源领域，我相信中国新能源企业都明白，全球市场不可能只有中国企业是主要玩家，有日本企业、韩国企业、欧美企业等各国企业共同参与，相互之间进行充分而公平的竞争，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并进一步降低成本，使得绿色低碳能源的可及性进一步提高，这将大大促进全球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对这一点，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市场也应该是开放的，这可能也是中国市场对美国特斯拉开放的重要原因。

 当然，欧美等国通过提高关税阻碍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进口，有可能加剧中国新能源市场出清的强度和速度，短期内会对部分中国新能源领域效率更低的企业造成额外的生存压力，但这也将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会有利于促进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本进一步降低，产业集中度也会进一步提高，产业组织结构会变得更加高效合理，竞争力或许会更强。

 我去年曾经在上海参观国际汽车展，这是中国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转段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车展，来了不少国际汽车巨头的高管。我发现，不少外国朋友围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展台，非常仔细地考究参展车型的各种细节，拍照记录，这让我感触很深。从他们的眼光中我的确看到了过去不曾看过的一丝敬佩和些许焦虑的复杂组合。有意思的是，这次美国、欧洲包括土耳其等采取的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加征关税措施，并不是在已经发生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对其自身同类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或产业损害的前提下，完全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性贸易保护措施，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这在过去是不常见的。所以，可以不客气地说，如今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不同名目的贸易保护措施，的确玩出了新花样和新水平。

 至于如何应对目前针对中国新能源领域的贸易保护行为，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不做出回应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合理有效地你来我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全面的理性考量，并据此做出不同的应对。作为WTO成员国，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但WTO依然是化解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平台。我们既然支持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就应该利用WTO的贸易争端机制去打官司，这可以理解为规定动作。其次，我觉得还是应该与欧美和土耳其等国政府，就此话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和谈判，即便是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100%关税的措施，我也不主张中国采取完全对等的关税措施来进行报复，毕竟中国对欧美有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应该以更高的姿态通过谈判来寻找出路，尽可能化解欧美国家的主要关切和担忧，努力保持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除此之外，中国对欧美可能也需要实行不同的策略，毕竟欧洲对新能源汽车征收的关税，在关税加征计量上还有一套说法，特别指出这不是惩罚性关税，不像美国直接征到100%的惩罚性水平，表现更像是一种政治敌对态度。因此，我们与欧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通过谈判找到出路。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靠你来我往的贸易摩擦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过去日美贸易摩擦时日本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通过谈判主动限制某些对方特别关注的产品的出口规模等，或许值得我们研究并尝试，虽然不一定会有积极结果。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的想法和做法，都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在摩擦中历练，因为我相信今后这类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相对于过去来说不太友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下，作为对冲手段，国内的应对措施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国内风光发电设施和储能设施的建设，加大国内需求对产能的消化，在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摇号等限制措施，加快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可再生能源替代和能源领域的碳中和进程，还有利于尽可能多地在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条件和市场空间更多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但需要政府营造更健康有利的发展环境。再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通过鼓励企业出海而不是简单出口，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欢迎中国产能的欧洲和美洲国家或地区，推动产业链分散布局和出口市场多样化，以化解部分国家对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也为当地经济和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通过出口加出海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中国企业才能在自身竞争力基础上，稳定自身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丢失国际市场份额。政府应该为龙头企业的出海布局，提供包括资本出境等方面更加便利的出海条件。当然，在出海布局时，政府也应该协助企业做好国别风险尽调，尽可能避免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损失。

 问题二：国际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起了很大作用，您觉得这类地方政府驱动产能扩张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制性问题，解决之道也不会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相互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按照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的说法，中国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各地为了吸引有商业前景的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一般都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优惠待遇，也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做得比较成功的地区的政策甚至会作为传奇样板，被媒体广泛报道并被其他地区效仿和学习。这些政策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会涉及各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政府补贴，包括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股权投入、地方留存的税收返还、设备投资补贴、厂房租赁补贴、电价优惠等，以降低企业落地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由于中国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660多个城市、2800多个县，有条件的地区政府如果都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整个国家在一些特定领域的产能建设和产能过剩。目前比较热的低空经济领域，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

 有趣的是，如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领域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有人说是模仿中国，其实不然。过去，欧美围绕航空工业一直有政府补贴纠纷，美国政府的隐性产业政策其实也是分门别类，并不少见，只是政府补贴的做法有所不同。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过研究。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在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演讲，涉及拜登总统推行的美国新供给侧经济政策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也在通过某种程度的政府作为，试图在基础设施、研究开发支持、投资补贴激励、提高关税或制裁等措施的支持下，重建美国在一些领域的制造能力和领先能力。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似乎给更多中国地方政府树立了新的“国际榜样”，目前要说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放弃这一做法似乎难度更大。如今和地方政府官员、一些学者去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美国也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地看到我们自己持续这么做的巨大代价，有时候别人这么做不见得是我们也这么做的依据。一些地区通过补贴建立的产能可能会由于产能过剩加剧最终倒闭或破产，从而导致政府公共投入的损失、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政府债务的累积，甚至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挤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投入，导致老百姓的福利损失。如果政府继续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各类投资而不是用于百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要真正解决这类问题，不太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采取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布局都由中央计划部门批准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比较现实的做法，一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一些约束地方政府提供产业补贴和竞争性招商引资的基本规则，毕竟大量补贴形成的产能过剩不仅可能导致贸易纠纷，也会损害国内产业发展的生态，助长地方保护和产业过度竞争，形成一个基本规则，会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和合理分工与协作；二是鼓励通过市场行为进行兼并重组，由具有优势的龙头企业收购一些业内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产能扩大规模，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

 对于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来说，真正需要进行严肃思考和总结的是，相比于上述政府支持和补贴政策，我们是不是还有更有效、更少扭曲市场和妨碍公平竞争的办法，或是更少导致贸易纠纷的办法，来促进中国供给侧的结构升级、高质量供给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实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实证研究。

 问题三：据我们了解，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中央政府已经开始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您曾经在发展规划领域有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参加过从“八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等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我们都知道外部环境对新的五年发展影响重大，您觉得新五年规划面临的外部环境应该如何评估并应对？

 今年已经是“十四五”规划的第四年了。从媒体上看到，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开始进行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前期研究，我的老东家国家发改委已经公开招标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按照过去的惯例，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应该研究提出“十五五”规划的基本思路，为中共中央研究起草新的五年规划建议提供前期综合研究。

 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都具有挑战性，但也极具意义，是全面分析、形成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工作，是一个全面分析并认识中国发展方方面面的难得机会，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受益匪浅。我认为新的五年规划的编制，难度应该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也更复杂了。

 在2026—2030年，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环境可能会前所未有得复杂，国内经济也处在调整和复苏的艰难阶段，也就是说可能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需要规划者在错综复杂的变量中厘清发展的思路、战略、导向、重点和举措，难度当然不小。

 从外部环境看，地缘政治变局特别是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都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国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对中国来说，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关系是�